镉米调查记当地政府和科研部门一致谨慎大药雀麦

“镉米”调查记:当地政府和科研部门一致谨慎

河南人老袁3年前来到宜兴丁蜀镇的双桥村，在太湖边的104国道西侧承包了11亩地。

去年，江苏省地质调查院(下称江苏省地调院)来了几位研究员，要租用老袁的地用作土壤修复试验。因为老袁已经种了草莓，于是便在紧挨着自己的田块边介绍了当地农民的地。

江苏省地调院从南京来此的目的，是一场小麦和水稻的种植试验，通过在土里施用特殊的凹凸棒石黏土，用物理手段降低土壤重金属向农作物的迁移。

5月底6月初，江苏省地调院刚刚在这块租来的地块上收割了麦子，从去年至今，完成了一季稻一季麦的试验。

今年4月上旬，江苏省地调院发布通稿称，在一项国土资源部资助的公益性科研专项中，发现从2004年以来，苏锡常地区部分土壤的镉、汞等重金属污染范围在逐步扩展，并有连点成面的趋势。

通稿亦匿名对太湖边上一乡镇企业聚集地举例，称由于多家企业将排污口对准厂外河道，导致一条河中的河泥镉含量超过1500毫克/千克，而该河灌溉的稻田中土壤镉含量平均为2.5毫克/千克，该地稻米镉含量一般大于0.5毫克/千克。

目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规定，大米的镉含量不得高于0.2毫克/千克，国际通行标准则是不得高于0.4毫克/千克。大于0.5毫克/千克的稻米镉含量无疑同时超过了国内与国际标准。

该河流附近出现了上百亩镉米产地。通稿称。太湖流域的镉米事件自此引起关注。

作为陶瓷、琉璃瓦等产业集聚之地，宜兴是江苏省地调院上述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样本，《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深入调查之后发现，交织于此产业背景下的镉米，至今仍未在科学研究和执法监督之间形成统一标准。

隐秘的土壤修复试验

江苏省地调院的这份通稿还指出，苏锡常地区自2005年至2011年6年间，其地表土壤有37.5%的样点镉含量处于增长状态，一般增幅为平均每年0.03毫克/千克，最大达到平均每年0.2毫克/千克。

按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性土壤中镉的环境质量标准值为0.30毫克/千克，因此，上述增幅本身便让人惊讶。

在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晓蓉看来，以上数据还不算最严重。王晓蓉同样参与了这项课题，她说，在长江流域一些难以监管的小河道上，当地乡镇企业不良排污，不知情的农民就近取水灌溉，污染肯定是会有的。

王晓蓉的团队担任了上述项目的后期修复试验研究，在江苏省地调院对全省的网格化布点监测的基础上，再截取重金属污染典型的区域进行反复监测。

土壤重金属污染不是一件新鲜事，江苏省也绝对不是第一例。2000年，农业部对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结果发现，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

5月下旬，江苏省地调院向本报记者证实，当时前来追踪的媒体络绎不绝，但是此项目仍在进行中，还未通过国土资源部的审核和检验，所以未接受采访。

宜兴，这个坐落在太湖之滨的县级市，以紫砂壶和陶艺远近闻名，外人所不知的是，它在2003年便进入了该研究机构的视野。

当年，江苏省地调院承担了省政府与国土资源部联合发起的江苏省1∶250000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下称江苏省地球化学调查)，首次对全省土壤圈有关介质的元素含量分布现状及其分散富集、迁移演化等规律进行了研究。

该研究建立了江苏省土壤52个元素及有机碳含量的地球化学背景值，并发现以前所报道的江苏土壤镉、汞、硒等元素背景含量明显偏高。

一位知情的课题组成员告诉本报记者，当时的目的只是对江苏省土地资源和生态化学建立一个客观的样本库。其中一项积极的成果，是发现了宜兴当地的富硒茶叶。

2003年的这次调查，在镇一级特选了无锡的阳山镇和宜兴的丁蜀镇。上述知情者称，由于江苏全省已知的土壤重金属异常区是比较多的，所以选了一些不同原因造成的典型地区，其中包括了天生原始、沉积率高的和人为活动所致的。

2007年，江苏省地调院再次对宜兴展开土壤质量评价，宜兴的土壤污染正式进入了江苏省地调院的长期监测视野。

宜兴的土壤污染在早几年便已频繁见诸报端，个中原因与当时当地的特殊产业结构不无关系。在宜兴，东北有以化工立镇的周铁镇，南有陶瓷、琉璃瓦、锂电池厂遍布的丁蜀镇。

当年，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土壤污染防治中心研究员林玉锁曾对媒体解释，陶瓷污染主要体现在油污染、粉尘污染、废料废渣污染、运输污染等等。而这些污染最终都将作用于土壤，尤其是废水、废料、废渣。

双桥村村组长季洪发的家中去年迎来了两位江苏省地调院的研究员，他们委托老季在村里租来的那片地上种植一季稻一季麦，并交给他多袋名叫凹凸棒石的黏土，让他在下种后铺洒在土上。

老季并不知道这么做的目的，他只是签了协议，拿了工钱，遵照对方的指示播种、洒土、收割。

在长棵子的时候，他们就连根带土拔了去，(去年9月)收稻后又拿了10斤去，再在土里刨了二公尺深的土，很多层的土都要带回去。老季说。

这两位研究员还在他家的天台上安了个白色的瓷锅，用来收降尘和雨水，这个锅放在老季平时鲜至的角落，他只是被告知不要看也不要碰。

很快，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师生也来了，他们在江苏地调院的地块边再租了十来个平方，也跟老季签了用工协议。

5月中下旬，老季家门前这片整齐的麦子即将成熟，江苏地调院和南大环境学院的两块地在其间比邻而居，粗看与周围麦田并无区别。

在其中一块不起眼的五分大小的地上，还依稀可见被雨水冲刷的白色凹凸棒石的痕迹，这就是江苏省地调院的修复试验场。在江苏省地调院4月发布的通稿中，曾匿名提到一块添加了天然凹凸棒石黏土的耕地，其稻米镉含量小于0.85毫克/千克，而未加黏土的稻米镉含量大于1.05毫克/千克。

南大环境学院的地里，则分区施了十来种特殊化肥，一块块写了名称的标牌插在土里。该院教授王晓蓉说，这是在用不同的钝化剂改变植物的化学形态，将重金属固化，这是一个土壤修复试验，我们正在研究哪种固化剂最有效。

南大环境学院在丁蜀镇上择地并非巧合，本报记者看到该院师生所做的一份对丁蜀镇的土壤监测数据表，50来个样本监测点中，有超过80%样点的土壤含镉量超过了0.3毫克/千克。这个数字正是PH值7以下的土壤安全生产的含镉上限。

土壤重金属含量的增高，通常又与其地块上生长的农作物重金属含量呈正相关。该院一位研究生在镇上一处陶瓷厂聚集的路边连土带根拔了一株稻子，在学校实验室里测出土壤含镉量达18.3毫克/千克，与此对应的稻米含镉量在0.52毫克/千克。

但是很难就此说明那块地方就有土壤重金属污染，也有可能是工厂排放的粉尘恰好飘落在某些农作物处。王晓蓉解释，确认污染范围还有待于持续的观察。

源头需连续验证

5月下旬的丁蜀镇下雨下了好几天，静谧的双龙东路上路人稀少，前店后厂式的紫砂作坊几乎绵延至路尽的双桥村，一路河网纵横，几步便是一条小河。零散的麦田夹杂在路边，有的是当地人的自留地，而多数是属于外地种粮户的。

在当地，紫砂壶之外还有无数陶花盆，作为一种低级的粗陶制品，它们往往与外地进来的陶土原料一同堆放在田间地头。

一家花盆厂的工人，正在桥下一处空地上用水泥、铁矿粉和墨汁调制釉料，他周围是成百上千五颜六色的花盆。

江苏省地调院一位参与了2003年江苏省地球化学研究的组员朱伯万告诉本报记者，2007年他们在丁蜀镇收集了几千个土样，2008年做了汇报后，当地政府做了很多工作。

坐落在丁蜀镇芳溪村双龙东路边的群鑫陶瓷厂，前身是一家琉璃瓦烧制厂，老板吕强锋说，三年时间，丁蜀镇上烧煤的琉璃瓦厂全部被整顿，政府不许做了。

那时候，整个丁蜀镇的琉璃瓦厂有两三百家，煤气发生炉的不完全燃烧把废气排出烟囱，放眼望去，灰蒙蒙一片。吕强锋承认，琉璃瓦是一种粗陶产业，那时厂里都是泥巴，脏兮兮的。

据媒体公开报道，宜兴在2010年展开琉璃瓦生产企业整治行动。所有琉璃瓦企业全部签订关停协议，其中200家必须在当年关闭。丁蜀镇是琉璃瓦企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据2007年的数据，镇上的琉璃瓦企业达到254家。

再之前，以紫砂壶和制陶工艺闻名的丁蜀镇，还曾因制陶企业的集聚走向另一个极端。随着大量的小型、私人陶瓷企业进入市场，市场价格被搅乱，为了节约成本，大部分陶瓷企业开始重新起用普通压机生产，更有甚者干脆采用淘汰了半个世纪的手工压机生产。2004年，仅11家陶瓷企业获得CCIB输美陶瓷认证，绝大部分私营企业没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成为土壤污染的祸首。

浙江长兴人袁宝明在群鑫陶瓷厂的东北侧承包了10亩地。就是在20年前，当地大量农民加入了陶瓷业的产业大军，耕地被抛荒，或转为工业用地时，袁宝明在报纸上看到，当地政府为了吸引外地种粮户，开出了160元/亩的水稻补贴，于是就来到了丁蜀镇。

此后袁宝明亲眼目睹了琉璃瓦产业在这个镇上的兴衰。1985年刚过来时还只有两家国营琉璃瓦厂，后来越来越多，104国道边基本上布满了。10年前，袁宝明由水稻改种草莓，却曾经因粉尘遍布而不敢开大棚，河里的水面都漂一层黑的，草莓叶子上都有黑点。

琉璃瓦分出来的泥巴都倒进河里，河水发黄，后来政府知道了这个事情，全部搞掉了。他说。

有机污染、重金属污染是流动污染，跟燃料的使用相关，形成雾霾、灰尘，从雾霾的形成机制来看就是金属颗粒。宜兴市环保监察局副局长朱建松对记者说。去年12月底，是最后一批琉璃瓦厂关闭的最后期限，自此，丁蜀镇陶土产业仅剩下紫砂壶、花盆、瓷缸等的身影。

随着琉璃瓦厂的关闭，一同销声匿迹的还有釉料厂，2010年，丁蜀镇又关闭了全镇的锂电池厂。

丁蜀镇镇政府环保科科长鲍至鹏告诉本报记者，这几年丁蜀镇为了保护环境，做了很多大动作，市政府甚至对丁蜀镇提出只考核环境和文化，不考核经济的想法。

群鑫陶瓷厂在琉璃瓦业退出后出租了原来的场地，目前，40多家私人紫砂作坊在厂内经营。吕强锋只保留了个不大的定窑车间，每天由两三个工人将一些私人作坊送来的泥胚送进窑炉，经过24小时的煅烧再自动输出。整个过程悄无声息，也不见有烟雾缭绕。

吕强锋并未听说过村中土壤存在重金属污染，他说，陶制品烧窑并没有太多的排污要求，用水也不多。窑炉是干的，制十几把茶壶大概只需要一杯水。

本报记者走访多家制陶厂，均称制陶业用水不多，无须排放河道。而丁蜀镇农业服务中心一位钱姓主任称，在群鑫陶瓷厂东边原本有一无公害水稻基地，由于每年都要上农林部门检测报批，后因重金属超标而被改种树苗。

针对为何在整治后，丁蜀镇还存在土壤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他称，地调院还在做深入研究的原因就在此，究竟源头从何而来，污染是每年加剧还是减弱，还要连续验证。

50米之外的数据可能就不同，土壤重金属监测有点像工程勘探，那里打下去有问题，这里打下去很好。虽然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始终是有变化的。朱伯万解释。

江苏省地调院另一位对当地知情的研究者也对本报记者称，原生地质环境为主要原因，局部可能与企业有关。由于地质背景条件使某些元素局部富集，这个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镉米标准不一

早在2003年对江苏全省的调查中，地调院就发现了江苏沿江冲积土中镉呈显著相对富集这一特殊现象，江苏土壤镉、汞、硒等元素背景含量明显偏高。

那么是否就可以说宜兴或者江苏省局部地区出现了镉米?

从当地科研单位，到当地政府部门，都保持了一致的谨慎。朱伯万对本报记者说，判断镉米需要做大量的面上的工作。

面上的工作是指，先在圈定的亩数和范畴里取样，再将土混样检验，如果发现有异常，再增加取样密度，直到圈出有问题的确切点，但这样做成本很大。朱伯万说，有必要时需要一亩就采一个点。

一个地区做一个土壤监测，一个点十万块，这个钱谁来出?宜兴市环境监察局副局长朱建松对本报记者说。

朱建松称，其所在的市级环境监测单位，并没有对土壤和大米进行监测的资质和能力。另一方面，监测单位只负责生产活动中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如果没有在周边发现有重金属企业，那么(土壤监测)做也不会做了。

另外，朱建松认为重金属超标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关系到某个区域的土壤重金属本值，再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标准，才知道是不是超标。

学术研究是一回事，科学普查是一回事，执法监督又是一回事。朱建松说。

广州食药监局5月16日公布餐饮环节一季度食品抽检数据，在抽检的18批次米及米制品产品中，有8批次产品镉超标，其中涉及湖南攸县3个米厂5个批次的大米。一时间，一则湖南万吨镉超标大米流向广东的消息引爆国人关注。却鲜有消息涉及这批大米的背景信息，以及所涉产区周边大米的流向。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院士赵其国认为，时间、地点、场所、来源、所产生的结果，都必须做定点研究，将各种关系说清楚，才能确认问题的严重程度。

一株有问题，并不能简单由点片面推导到一个区，一个省。它的来龙去脉、代表性多大要搞清楚。赵其国说。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教授潘根兴，2003年就作为江苏省地球化学调查项目专家进驻宜兴，一开始在处于宜兴徐舍镇的一处化工厂边做了一块土壤修复试验。

很明显，这块地下风口的土壤重金属含量比上风口高。潘根兴记得，2003年，他找到宜兴市农业局要求合作，而对方表示并不想参与和声张。

相比徐舍镇，他认为丁蜀镇近些年的重视力度已经相当可观，丁蜀镇已经意识到要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而有些地方更希望另辟蹊径来解决。

潘根兴的团队曾试图进入厂区调查，被对方拒绝。近些年，在逐步扩张的工业区的蚕食下，潘的试验地从原本几十公顷，只剩下目前边边角角的几块，然而这反而让潘根兴更放心。

他认为，苏南的城镇化、工业化，正在让耕地日益减少，这让江苏不会成为水稻主产区，所以不会重蹈湖南、两广等地的覆辙。

但是镉超标对于不能流动的农民来说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危机，为了尽量稀释危害，潘根兴向邻近的农民提出一个建议，将水稻拖到市场上去卖，而不要自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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